四访中英街

现在通常所讲的中英街，不单指那条边境小街，而是整个中英街社区，即当年所谓华界沙头角。这里历史底蕴深厚，文化资源丰富，客家文化、商业文化、海洋文化、“一国两制”文化相得益彰。相信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浩荡东风的吹拂下，这片独特社区必将突破瓶颈，实现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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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四次到访中英街，时间跨度近30年。从第一次踏上这条小街，就和它结下不解之缘。也许正因为这个缘分，心甘情愿地从北京人变成了大湾区人。改革开放摸着石头过河，于我而言，中英街何尝不是一块可以触摸的石头，让人真切地感受到“一国两制”的来龙去脉，感受到粤港澳大湾区的磅礴气势。

一

众所周知，深圳河是香港与内地的界河，但它并不是深港两地的全部分界线。深圳河以西有深圳湾，为深港两地共有；以东有沙头角河作为东段界河，所注入的大鹏湾，亦为深港两地共有。并且，鼎鼎大名的中英街，恰恰不在深圳河畔，而在沙头角河南岸。

深圳河并不大，沙头角河更小。根据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及其后签署的《香港英新租界合同》，两条小河连同构成两河分水岭的山峦沟壑，是大清国与港英租借地的边界。但后来实际上的边界线东端，并不是沙头角河尾段，而是位于它南边的一条垂直小街——中英街。

中英街将总面积51公顷的沙头角一分为二：英界沙头角33公顷，华界沙头角18公顷。中英街及两个沙头角的故事，或许可以从中英街历史博物馆里的两幅展板讲起：一是“拔旗迁界的传说”，一是“逃港风潮”。

据“拔旗迁界的传说”展板介绍：中英双方勘界时，若按英方坚持的沙头角河尾段为界，南岸的沙栏吓村及当地著名墟市东和墟就将划到英界。沙栏吓村民不愿归英国人管，在族老吴子魁带领下，组织村民拔掉了英国人预先插在河边用作标明边界的界旗，西移到一个干涸的河床上，后来在那里形成了中英街。村民说，东和墟和沙栏吓村是他们的祖先争回来的。这个传说并没有相应文献证实，但传说本身生动地体现了当地村民认祖爱国的情怀。

与此形成对照，“逃港风潮”展板则讲述了另一方面的故事：20世纪50至70年代，深港边境发生了多次内地居民逃港潮。据《宝安县志》记载，全县大约有6万人跑去了香港，当时华界沙头角总人口约3600人，逃港者逾2400人，占了三分之二。同样是沙栏吓村民，这一留一逃之间，反映了怎样的生存逻辑？

1977年11月，邓小平在听取广东省负责人汇报边境地区偷渡问题时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不是部队所能管得了的。”“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生产生活搞好了，可以解决逃港问题。”次年7月，时任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视察沙头角，看到一条窄窄的街道，几块斑驳的界碑，两边贫富悬殊，动情地对随行的宝安县负责人说：“一条小街，两个世界。他们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很荒凉，怎么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呢？一定要想办法把沙头角发展起来。当然，全县其他地方也要加快发展，促进平衡，但是要优先考虑沙头角。”

这被视为改革开放的先声，大潮起珠江，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现实逻辑。事实上，直到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参观庆祝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展览时，还谈到这个话题。他说：“40多年前，我来深圳，去中英街，看到两边差距确实太大了，一边是破烂木板房，一边是带空调的气派小楼。当时就感觉到老百姓有着强烈的改变生活和命运的愿望。”

这个愿望，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历程而不断得到实现。现在通常所讲的中英街，不单指那条边境小街，而是整个中英街社区，即当年所谓华界沙头角。它是一片大致呈椭圆形的滨海街区，由步步街（沙头角河尾段）、中英街、临海路合围而成。一条名“环城路”的弧形主道，由东北至西南穿城而过，把街区分成新旧两个城区。旧城区即原沙栏吓村，是一个拥有300多年历史的客家村落，现已成立股份有限公司，旗下有市场、物业出租，居民享受分红收入。村里有天后宫、吴氏宗祠等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深圳市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沙头角鱼灯舞亦发源于此。新城区原是滨海滩涂，现已成为休闲文化带，中英街管理局、中英街历史博物馆、盐田区外国语小学东和分校、回归广场、海滨栈道、古塔社区公园等公共设施均建于这个区域。

中英街历史底蕴深厚，文化资源丰富，客家文化、商业文化、海洋文化、“一国两制”文化相得益彰。除沙头角鱼灯舞外，还有天后宝诞、客家山歌、九簋菜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中英街历史博物馆为引领，鱼灯舞博物馆、海关博物馆、海洋博物馆、客家文化博物馆以及东和墟文化馆、界碑街区文化馆、记忆墙、警世钟等星罗棋布。综观整个街区，俨然成为品牌体系完整、内容多元立体的文化大IP。

▲沙头角河

▲中英街界碑

▲古塔

▲天后宫

▲警世亭

二

沙头角之名，极具地方特色。珠三角一带，把河流冲积形成的土地称作“沙”，把乡民围海而成的田垄也称作“沙”。“沙”通常临海，故“沙头”亦为“海角”，从陆上看是沙之头，从水中看是海之角。民谚有“日出沙头，月悬海角”的说法，沙头角地名便由此得来。这种地块水陆相间，南方台风暴雨多，河水改道是常事。中英街作为东和墟的继承者，便建在沙头角河一条名叫“鸬鹚径”的故道上。

沙头角地区早有人居住，以客家人为主。19世纪20年代，这一带已有数十个自然村落，并组成了最早的村落联盟“十约”。那时沙头角还没有墟市，村民趁墟（即“赶集”）必须翻过梧桐山到深圳墟去。因应这一需求，十约发起就地兴建墟市，墟址在今中英街社区横头街一带，取名“东和墟”。经过百余年发展，东和墟与深圳墟一东一西，成为梧桐山下两大名墟，分别充当了惠州府和广州府南下香港的门户，人员往来和边境贸易繁盛一时。

东和墟当年盛况，从欧洲传教士的传教活动和有关书信中可见一斑。1848—1852年间，德国传教士韩山明，瑞士传教士黎力基、韦永福先后在沙头角设坛讲道。三位牧师边传教边为当地人治病，还开办了学堂，有学生二三十人。他们建起一座西式教堂，建筑风格与附近的天后宫、伯公庙和文武庙形成鲜明对比。自踏上这片土地，他们就被当地特有的习俗、繁荣的墟市和独特的文化所吸引。韩山明在一封信件中写道：东和墟是一个重要的墟市，虽然建墟时间还不长，但生意非常繁忙。韦永福则在一封写给教会的信中详细描述了东和墟的环境、建筑以及居民的生活方式等，信后还附有一张手绘的东和墟示意图。

根据韦永福的记载，东和墟是一个不太规则的长方形，由两条平行的东西向街道和一条南北向街道组成，分别称上街、下街和旧街。因为是市场，没有居家的房屋，所有建筑都是商店和作坊，沿街而建，共有50家，大大小小，非常密集。货品都堆在店铺内一侧或者两侧的货架上，与欧洲的商店一样。绕过货架是一个带抽屉的长柜台，既是钱柜，也可以在上面称量货物。屋顶吊着几盏纸灯笼，方便夜间照明。绝大部分商店都是杂货铺或者综合商店，以零售生意为主，只有少数几家从事比较重要的贸易业务。这些商店的东家都不住在墟内，有的东家会雇人帮助打理。

到1900年代，东和墟商铺已增至100家，比半个世纪前刚好翻了一番。当时，新安县政治中心在南头，商贸要津在深圳墟，军事重镇在大鹏所城，三地之间有一条始建于明代的主要官道。沙头角正好位于这条要道中间，东和墟占尽地利，贸易量十分巨大。据香港政府1904—1910年间统计，这里每个月有2万人次运送200—250吨货物，旺季时增加到400吨。稍晚的调查还显示，平均每个月多达7.5万人次运送900吨货物，旺季时则翻倍。

英国强租新界后，随着港英管治拓展到沙头角边境，两地交流趋于频繁，一批现代基础设施陆续建成，东和墟迎来新的发展。1899年，通电报；1900年，通电话；1912年，粉岭到沙头角铁路支线建成；1927年，沙头角公路通车。在1924年拍摄的一张照片上，横头街一带显得非常繁荣，建筑物一直连到海边。九龙海关洋关分厂就建在附近，是一座单层的欧式建筑。当地乡绅还联合华侨在文武庙里办起了东和学校。1923年时，学校至少有5位教师，开设了国文、英语、生理、新知、音乐等课程。

在西方工业文明潜移默化的影响下，沙头角街道布局逐渐发生变化。1905年前后，有人在中英边界线4号界碑西侧盖房，挂上“同裕木厂”的招牌，做起了木材生意。随后，陆续有人在其他界碑附近建房，一批商号相继开张。除了传统生意，不少商铺开始经营洋货，如惠新隆专营各种洋布，逸生昌专营火水（煤油），永乐园茶楼开设了经营中西食品和饮料的茶餐厅，街边还出现了梁心牙医和新时代理发店等时尚门市。1930年，新界和坑村人李新昶在从4号界碑到5号界碑的英方一侧，建了一排两层高的岭南骑楼，命名为“猷昶街”。随着商业活动的开展，沿3号界碑到7号界碑基本上都有了建筑物，路面也作了平整，当年鸬鹚径的麻石路面基本消失了。

至此，形成了中英街的雏形。1937年，东和墟在一场大台风中被摧毁，沙头角的商贸重心开始转移，原东和墟西边的中英街逐渐成为新墟市。1941年日军侵占香港后，将中英街改名为中兴街，并捣毁了除1号、2号界碑以外的其他六块界碑。日寇投降后，中英街改回原名，重竖界碑，商业活动得以短暂恢复，主要经营百货、布匹、药品、海鲜等。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英街成为边防禁区，商业活动近乎停滞。1959年，省、市、县商业部门着手对中英街商铺进行系统维修，当时的装饰很是讲究，除了采用玻璃条柜以外，有的商店还安装了霓虹灯。中英双方分别重整路面，修筑完工后，以中英界碑为中心线的街道上留下一道明显的水泥接缝。当然，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商业活跃度一直差强人意。中英街真正迎来凤凰涅槃，成为名动华夏、享誉中外的边贸明星，还是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以后。而在特区建立前夕，深圳市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沙头角丝花厂”便在此落成。

三

我与中英街的缘分，集中体现在四次专程走访上。去中英街并不容易，由于香港和深圳都实行边境禁区管理，从哪一边过去都需要办理特别的手续。而这种不方便，却无形中让走访中英街具有了某种仪式感。加之我的专业背景是世界近现代史，每一次走访，都强烈地感受到它的历史标本意义。

第一次是1996年到深圳出差，慕名前往。当时香港回归祖国在即，中英街正处于边境贸易黄金时期尾声，一条宽不过三四米、长不过二三百米的边境小街，日接待游客竟达到10万人。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后，随着深港往来多渠道展开，中英街商贸业务日渐衰退。当地政府遂提出融旅游、观光、购物和爱国主义教育于一体的新发展定位，中英街走上转型之路。

2010年秋天，我已驻港工作多年，从香港一侧再次来到了中英街。街面上不复当年的热闹景象，店铺林立，顾客却不多。新建了一些纪念性观光设施，看起来更像一个露天博物馆。果然，两年后中英街被文化部、国家文物局授予“中国历史文化名街”称号，以展示“一国两制”的历史景观和文化风情。后来，沙栏吓村也被广东省评为“文化和旅游特色村”。

2021年初冬，我刚到深圳工作不久，第三次走访中英街。时任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破天荒地提出了北部都会区计划，我想了解中英街在新一轮深港合作中机遇何在。没想到，疫情当下，一条长长的围栏隔板把中英街穿肠破开，两边店铺隔栏而望，街上冷冷清清。数百年来，这里人来货往，山隔不断，水隔不断，战火隔不断，意识形态隔不断，病毒终是把它隔断了。

站在中英街历史博物馆的顶层平台上，我看着脚下冷冰冰的围栏隔板蜿蜒而去，远处却是峰峦起伏，山水相依，分不清哪里是深圳，哪里是香港，心有所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正是中英街的命脉吗，或许那也是这条沧桑小街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吧。历史之光照亮未来之路，疫情过后，深港融合发展将以怎样的势头和格局展开，中英街是见证者还是参与者，多少人拭目以待呀！

这便有了我的第四次中英街之行。2023年4月中旬，南国已是绿肥红瘦，草长莺飞，空气中弥漫着几分暑热。随着疫情基本结束，旅行团和购物者纷至沓来，街上游人明显增多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英街界碑”前，等待拍照的人排起了长龙。如果说前三次多少有些走马观花，我这次是有备而来。除了漫步中英街街头、参观中英街历史博物馆等例牌节目外，此行主要是走访相关企业，了解深港交流合作进展，调研中英街发展规划。我还走进吴氏宗祠感受滨海客家迁徙之路，品味天后宫斑驳石柱上留下的百年香火，听取鱼灯舞传承人绘声绘色地介绍这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特色、文化精神及其海内外传承情况。

四

加强深港合作的呼声，恰如季节的躁动，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推进，特别是香港北部都会区计划出台以后，怎样进一步发挥中英街的作用，促进深港融合发展，充满了想象空间。香港特区政府拟从明年起开放沙头角边境禁区（中英街暂不纳入），相关规划已于今年2月8日获北区区议会审议通过。深圳市政府则提出，全力以赴建设沙头角深港国际消费合作区，以形成西有前海现代服务业、中有河套科技创新、东有沙头角国际消费的三大深港战略合作平台，并驾齐驱，谱写双城故事新篇章。

据中英街管理局负责人介绍，当地政府正通过重塑空间格局，优化基础设施建设，改革管理运营模式，发掘历史文化内涵，实现深港文化交流、商贸消费、滨海休闲等各功能组团有机融合，努力将中英街打造成为国际跨境旅游首选目的地，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特色引领区，深港共建共治融合发展新典范。

基础设施方面，以构建倚山面海、水陆相连、街区井然的亲海园区为主线，通过完善基础设施，优化空间布局，升级服务配套，建设文史体验、深港风情、滨海休闲等特色主题街区和艺术村落，塑造历史底蕴深厚、自然人文相融的城区新面貌。

运营模式方面，按照“统一规划、统一招商、统一平台”的理念，重点面向港人港企，发展高端消费、时尚消费、港式餐饮、休闲民宿、跨境电商、跨境服务等多元消费业态。提供原汁原味的港式吃喝游购娱一站式消费体验，实现从分散经营到统一运营、从低端零售到中高端名品、从单一业态到多元体验、从线下经营到线上线下联动的消费新格局。

人文情怀方面，围绕“一街两制”的独特历史价值，重塑百年历史景观，形成同源广场、文化墙、博物馆群等纪念性公共空间网络。通过引进“文化+”新业态，传承文化遗产，发展文化项目，打造文化艺术聚集地，建设拥有鲜明历史记忆的深港共生家园。

方向已经明确，蓝图已经绘就。相信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浩荡东风的吹拂下，中英街这片承袭了东和墟百年商业基因，从抗日烽火、改革开放和“一国两制”前沿走来的独特社区，必将突破瓶颈，实现蝶变。

山海相逢处 由来两制殊

春潮南国起 大业小街初

商路千帆过 霓虹万店甦

百年风雨后 逐梦到湾区

线索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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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晶报APP

统筹 | 李岷

文 | 木木

制图 | 胡椒枪

编辑 | 李慧芳 刘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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